震後第五天，同事們打算直闖映秀，我就逕自前赴彭州和綿竹。一路上，顛簸不堪，坐在車廂上的「震感」，比任何餘震更厲害，但都是車子可以駛進的地方，一定比那兩位手足來的舒服。
往汶川的路，通訊中斷，水庫大壩那個中國移動緊急發射站，也是沒啥用的。我知道他倆不可能收到電話，但還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態，中午後致電他們了解，結果是換來「您好，您所撥打的電話暫時無法接通．．．」的話音。其中一名手足比我早入行，身經百戰，我相信他會懂得權衡安危，身上也帶著衞星電話，起碼不致與外界隔絕，但是意外就是意料之外，不是自己小心便能一定平安無事的，心裡除了乾急以外，真的甚麼也做不到。
接近傍晚時份，從公司得悉他們已到了映秀，並會即日折返，不會留在當地「瞓街」，原來在前進抑或回程的決定上，公司與他們起了激烈的爭拗。同事認為，路途太崎嶇、太危險了，一不小心便會掉進萬丈深淵，即使是輕微的「拗柴」，解放軍也不會袖手旁觀，這樣不是變相加重了救援人員的負擔嗎？然而公司卻認為，別的電視台也去了，我們也不可輸蝕，要勇往直前。最終，同事們堅持，公司也沒有法子。
黃昏，公司來電已返回成都的我，展開了一段「進或退」的激烈爭辯。到後來我才知道，他們是要求兩位手足，往汶川縣城進發。這裡要解釋一個普遍香港傳媒以至香港人，在四川地震中的錯誤概念，打從地震後數天，綜覽了當地的傳媒，加上當地人提供的資料，今次地震的震央，是介乎映秀鎮和漩口鎮之間，而不在縣城。打個譬喻，都江堰是赤柱，映秀漩口是尖沙咀，那麼汶川縣城，就是羅湖，同事們已抵達了重災區的中心點，還叫他們前進幹啥？（見下圖）
我三番四次向上司解釋這一點，換來的回應似覺得我是道聽途說，資料錯誤，全都聽不入耳。手機的儲值金額越來越少，機身變得越來越熱，與上司的分歧越來越大，其後一句：「明天，到你入去。」又說：「香港人現在對香港記者尊敬到不得了，連特首也要出聲，卻惟獨我們的同事不願捱苦，不願前行。」
聽完這句，我失控、崩潰了。連日來看到的慘烈情景，教內心鬱悶，一下子的爆發出來，但真正心碎的，是上司竟如此看待我們這群在前線搏命的同事。我毫不猶疑地對著話筒說：「若你堅持要我進入的，我得告訴你，我會有我自己的選擇。」
話筒的另一方，頓時語塞。沒多久，終收到從映秀出來的同事電話，劈頭首句便說：「（另一位）同事受傷了，正往醫院。」最終，公司打消了翌日要求我再進映秀的念頭。
難道必須有人受傷，甚至犧牲，那些坐在攝氏25度房間裡的人，才會醒覺？！
作為記者，走在事實最前線（不是替有線賣廣告），是天職，是應分的。作每一單採訪，從來不應要求或期望別人的讚譽褒賞，但最低限度，是不應否定前線同事所付出的一切。別人昨天去到哪裡哪裡，不代表今天我一樣去到，可能是體能、裝備上的差異，也可能是餘震後的泥石流，一夜間把道路變得面目全非。這裡不是嘉利大廈五級火，或屯門公路巴士墮崖，而是建國近60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地震，記者除了採訪以外，還得顧及自身的安全，身為一個理智的成年人，必須先衡量自己的安危，才決定下一步該怎樣走。不想動輒用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」作擋箭牌，但我們應該尊重記者當下的判斷，而不是去滿足某些人的一廂情願，甚至是一己私慾。若然勉強前行，結果遭遇不測，我們又如何把新聞，帶給受眾？！
假如我是解放軍、是武警、是救援人員，我沒有不勇往直前的藉口，因為那是我的職責；入職的一刻，已有心理準備，自己最後的結局，是犧牲，是為國捐軀。但是，我只是一個記者，沒有一宗採訪，是值得賠上性命的。
四川地震的採訪過程中，我們要對那些不畏艱辛，勇闖前線，甚至幾乎站在生死邊緣的同業，致以最崇高的敬意，但卻絕對不能夠，向一些因為不同原因，對「前進」抱著猶疑態度的記者，扣上不專業、不肯捱苦、貪舒服、怕死的帽子。
我們作記者的，要向公眾交代，但難道我們不用為自己、為家人交代？！
任何時刻，生命，都比（所謂的）使命，重要萬萬倍。
後記：從來沒有在網誌裡，主動公開自己的身份，當然有些人知道我是誰，在哪個機構任職。字裡行間對上司的質疑、氣憤、失望，也絕對可能輾轉給他們知悉。就算我跟那個在私人網誌中，發表了對四川地震幸災樂禍的個人觀點，因而被學校記大過的屯門初中女生一般，遭遇相類的命運，我還是要說這一番話。
